题记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时间如同流水一般从不停息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有些人忙着吃喝嫁娶，有些人感怀生死离别，有些人追求锦衣玉食。然而，还有那样一批人并不以这些为念，而是选择追随上帝的呼召，为中国教会奉献了自己。本系列将为您展现我国中西部十几位传道人的服侍历程和现状，其中一些人的经历让我们为之深深感恩，而另一些人的故事则令我们思之心痛。
让我们从神学本科毕业后，找不到全职服侍的教会，现在仍努力寻求出路的陈姊妹开始。2005年神学本科毕业后，曾经一心要进神学院读书的陈姊妹就发现，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——没有可以全职服侍的教会。这是她以前从未想过的。
陈姊妹就读的是一所国家认可的神学院，不过从小离开故乡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生活的她，在报考神学院的时候遇到了拦阻，因为户口所在地的教会并不认识她，所以不愿推荐她就读神学院。当时，因着期盼生病的母亲能够被上帝医治而一心要奉献自己的陈姊妹，找到省城一位牧者帮助后，老家的教会才愿意盖章放行；不过双方相约，陈姊妹毕业后，当地教会并不负责为她提供服侍的位置。当时，刚刚20岁出头的陈姊妹并没有在意这些。
在神学院四年的时间里，陈姊妹才知道当初为母亲病得医治而就读神学的想法多么幼稚，而上帝也并没有因此挽留母亲的生命，不过陈姊妹却借此真正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信仰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一心想要继续攻读硕士的她，突然被告知不能前往金陵协和神学院读研，因为老家的教会不愿继续推荐。尽管她是当年毕业生中极少数拿到学位证的学生，也不得不返回省城。
回到省城时，陈姊妹还是一个25岁左右的女孩，满心希望在神学院所学的知识、所培养的灵性能够为教会所用。可是，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，当初老家教会没有给出的承诺意味着什么。回到省城后，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得到省城一教会领袖的称赞，但是并没有给她安排具体的服侍，因此她只得在教会中参与一些小组聚会。
在参与小组聚会的过程中，陈姊妹遇到了一个她以为能够一生在其中服侍的团队，那时，她好像从离开大船的水手，又重新回到了船上；又如同与同伴失散的飞鸟，重新找到了队伍。可惜这个团队在2010年因种种原因而解散了。在这个团队中的经历对她的影响很大，至今回想的时候，她仍会无意中露出向往的神情。
那是一个以宣教为目的的团队，主要发起人都是经过正规神学培训（在国家认可的神学院或圣经学校读书并毕业）的神学生。他们以活泼的敬拜赞美为特征，团契中的同工会接受使徒式牧者培训。这个团队经常到其他教会带领赞美，有时更是会去偏远的农村教会进行宣教。不过，2010年前后，这个团队不得不解散了。当时，陈姊妹已经结婚生子，暂停了一段时间服侍，加上她并非核心同工，因此关于团队为何会解散，她也只能猜测一两个原因。其一是因为一些人反对这个团队，并以他们比较前卫的聚会方式（例如举手祷告、拍手赞美等）为由定他们为异端；至今，这一团队当年主要负责人仍被一些人认为是异端。其二是因为团队的主要负责牧师的妻子患上癌症后去世，给这位牧师带来沉重打击；而团队负责人聚在一起时很少有团契的时间，大多是讨论一些团队的“重要”问题。内忧外患之下，这个曾经风风火火的团队，在几年的坚持之后，不得不解散，大家或者去寻找新的服侍，或者去做别的工作了。不过，陈姊妹称，因着这个团队的影响，如今该省多数教会已经接受了他们当年的聚会方式。
尽管有着如此经历，与许多传道人相比，陈姊妹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因为她的家人并不反对她的服侍，而且上帝还为她预备了一位非常同心的丈夫，使得她后来能以再次踏上服侍的道路。何弟兄来自同省一个县城，伯父是教会的牧者，从小信仰就比较热心。2008年春天何弟兄还在上海做厨师时，他们两人在他人介绍下通过电话开始交往；在夏天一场聚会中第一次见面；秋季的时候举办了婚礼。2009年，陈姊妹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坚信照顾家庭比服侍教会更重要的她因此暂停了服侍。2012年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（丈夫在此前也已经回到省城），她就重新开始了新的服侍。然而，开始新的服侍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曾经毕业时就不能进入教会参与具体服侍的她，现在仍要面对当年的问题。此外，她和丈夫还必须解决住房、生活、女儿上学的种种问题。因此，他们曾做过一年的“幼儿托管”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，陈姊妹也可以每周五到一间教会带领查经聚会，这间教会每次给她50元钱，这样，她因此每个月会有200元的收入。此外，她还会在另一间教会讲道和带领敬拜，不过基本上是义务服侍。这两间教会都不足百人。
“幼儿托管”的工作并没有他们期待中的果效，不过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已，他们还需要因此担负每个月1500元的房租，有时还需要考虑如何偿还2万多元的外债。而在这些压力之下，陈姊妹心中想要全职服侍的感动仍时时出现。当2014年年初学生开学的时候，她的内心正经历着说不出的挣扎，要继续“幼儿托管”的工作开始招生，还是停止这个工作投入全职服
侍呢？陈姊妹只能将此在祷告中向上帝询问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陈姊妹得到了一项资助，一个以“供应传道人基本生活”为目的的团契了解到她的情况，愿意每个月奉献800元钱用以支持她的服侍。尽管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，陈姊妹却将此当做上帝对她的祈祷的回应，因此决定停止“幼儿托管”的招生，投入全职服侍之中。而她的丈夫何弟兄则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并在工作的间隙中学习神学，期待着以后能够彼此更好搭配。
然而，长期没有全职服侍的教会并不是长久之计。在其他同学的建议下，陈姊妹正考虑自己建立一间教会，这样，自己以前学到的小组牧养等装备也可以得到更大的使用。她希望可以在自己所住的地方，找到更多没有教会的信徒，给他们提供属灵上的供给；在这个基础上，希望做成宣教和连接型的教会。不过在3月底，这一教会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。
时间依然在“无情”地流逝，世人们依然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，而程姊妹以及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神学生依然在期待着上帝的带领。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现在的位置上感恩，并尽心尽意奉献给上帝；也期待他们能尽快拥有服侍的平台，被上帝更大地使用，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。
（注：本文旨在描述一些现象，以引起更多人的反思。因可能影响到传道人之后的服侍，文中并未提及具体地点，所用的人名也是化名。）
其实，曾有一间教会邀请陈姊妹过去服事，就是她的丈夫何弟兄老家那个县城的教会。（陈姊妹的经历见：中西部传道人系列（一）：本科毕业近十年仍无稳定服侍的神学生）但是，在了解到那里的情况之后，陈姊妹就放弃了去那里全职服事的念头，因为那里的教会“很乱”。然而，与陈姊妹差不多同龄的林姊妹，从2002年神学专科毕业后，就一直在那里服事，至今已有10多年了。
如今，林姊妹已经不在县城，而是在一个离县城还有20多公里远的镇上的教会服侍，那里也是她的老家。在镇上下了公共汽车后，坐上一辆摩托车，走过狭长弯曲的山路，5分钟左右到了她所在的村子。林姊妹身着朴素的衣服，头发简单的梳理后用皮套扎起来，刚刚30岁出头的她却给人满脸沧桑之感，看上去好似40多岁的样子。
其实，能够读神学、做传道人是林姊妹从小的盼望。当时，年龄还很小的她看着大自己20岁的哥哥站在讲台上，时常流露出羡慕的目光。终于，1999年，不到20岁的她有了到省城就读神学的机会，后来更是参加了一个基督教圣经研读班，最后更是被按立了教师的圣职。在林姊妹所在的那个地方，教师就是副牧师，是可以带领圣餐的。
不过，与林姊妹十几岁的时候相比，老家教会曾有的复兴场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，尽管两层的教堂代替了原来狭小的房子，但聚会的人数却由原来的近千人跌至现在的二百人左右。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，这里的教会是最为复兴的时候。本来，十里八乡的信徒都会来这里聚会；后来，因为周边乡村的需要，有些人分赴其他的地方建立教会，信徒开始就近参加聚会了。此外，当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许多神迹奇事，例如医病赶鬼等；但是，原先经常发生的神迹，现在却很少能够再次看到了。不过，这些都不是这间教会人数骤降的主要原因，真正的导火索是教会的不和睦。
上世纪80年代，这个县城一位仇牧师带领信徒建立教会，火热地传福音。当时的教会，极其缺少牧者，仇牧师自然而然就成了为教会的领袖。这本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可当仇牧师年老病危的时候，一心想着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教会领袖的位置，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还没有受洗。后来，在仇牧师的强烈要求下，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教会一位老姊妹给儿子施洗，然后宣布这位刚刚受洗的“仇弟兄”就是下一任教会负责人。
“仇弟兄”原本是一个土地开发商，他把经商中的经验直接用在了教会的治理上，在就职的现场就宣布，教会太穷了，以后每年都要在本县建几座教堂。如今，全县已建好20座教堂，数量仍以每年2-3座的增长，未建教堂的教会只剩不多几间。不过，教会却没有供养传道人的意识，甚至没有培养传道人的想法，以至于该县已经没有在读的神学生了。
后来，“仇弟兄”做了一件事情，激起了林姊妹的哥哥林长老的强烈反对。林长老发现，“仇弟兄”以极其低的价格租了教会的房子（签了10年的合同），然后又以市场价转租给了他人，而净赚的那部分钱完全归为己有。再后来，当“仇弟兄”去省城读了一年神学，想要被按立为长老时，林长老压抑已久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。他坚决反对将“仇弟兄”按立为长老，并将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材料递交给了县政府，将“仇弟兄”告发。不难想象，林长老最后失败了，在县城再也站不住脚，只能回到老家的教会；而“仇弟兄”则顺利成为了“仇长老”。从那以后，仇长老县城的教会和林长老镇上的教会之间的关系，就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这些事情，林姊妹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，何况她本来就站在哥哥的一边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县城中不多的几个经过3年专业神学培训的神学生、有着副牧师圣职的传道人，就只能“偏居一隅”，待在老家教会里，而不能去本县其他教会讲道了。不过，她并不觉得算是“偏居一隅”，她和哥哥甚至计划将教会转型成家庭教会的模式去发展。
当然，林姊妹并不是与其他教会完全失去了联系，她曾与另一些传道人组成了一个6人的传道小组，每周有一次学习，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参加的6人承担。现在这个小组有所扩大，少时有20多人，多时能有40多人参加，学习的时间也改为每个季度一次，每次一周的时间。林姊妹认为，这个方式给教会带来很多帮助。此外，她还想做一个祷告团，邀请全县的传道人参加，这个想法虽然跟许多人提过，但是大家多以“没有时间”回复。
这一两年来，林姊妹与仇长老的关系有所好转。起初，仇长老是完全不允许林姊妹外出讲道的。前年圣诞节，突然同意让林姊妹讲道，可事到临头却没有给她安排；去年圣诞节时，他终于给了林姊妹外出讲道的机会。
林姊妹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就读小学三年级，小女儿正上幼儿园。丈夫李弟兄虽然常去教会，却还没有信主，对她的服事非常支持，经常在附近打工以补贴家用，因为教会并没有给林姊妹什么供给。林姊妹就读神学前已经和李弟兄订婚，毕业后曾以有了新房才能结婚为由，想退掉这门婚事，不过最后李弟兄借钱盖了新房，她最后还是在学长韦弟兄的主持下，和李弟兄举行了婚礼。
林姊妹并不知道的是，仇长老之所以同意她外出讲道，与学长韦弟兄还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。韦弟兄是邻市市区教会的负责人，与仇长老有过一些往来。每当两人见面时，仇长老总是希望能从韦弟兄那里请一两个传道人去他们县讲道，而韦弟兄却总喜欢问仇长老，“你们县有一个我的老同学，不知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”时间长了，仇长老也渐渐知道了韦弟兄的态度，或多或少也开始做出一些让步，给林姊妹稍微多一点施展的空间了。
当林姊妹选择“偏居一隅”牧养一个镇上的教会的同时，与她多年同学、处境也有些相似的郭姊妹则选择了“委曲求全”，留在了另一个县城服侍。（林姊妹的经历见：中西部传道人系列（二）：“偏居一隅”的副牧师）
郭姊妹所在的县城也有一位长老，与林姊妹所在县城的仇长老是同时被按立的，这位长老也是教会的负责人，也是去省城读了一年神学。与林姊妹不同的是，郭姊妹没有选择“对抗”，而是服从这位负责人的安排，每年在县城不同的教会之间换来换去，不能稳定的在同一间教会牧养。
郭姊妹老家是另外一个省的，丈夫杨弟兄也不是本地人，因此在这个县城的生活颇为不易。好在杨弟兄对郭姊妹的服侍非常支持。郭姊妹与杨弟兄结婚时就已经商量好，自己是要去教会服事的。其实，在郭姊妹就读神学之前，杨弟兄就早她一步先读了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函授课程。
后来，郭姊妹2002年神学专科毕业后，又进入金陵协和神学院就读本科，后来与前文所谈的林姊妹一同就读一个在该省高校中开办的“基督教圣经研究班”，二人还一同被按立为副牧师。
不过，尽管被按立为副牧师，郭姊妹在本县城的服事也并不容易。或许是因为是外地人的原因，她们在当地教会也会受到排挤。这个县城的不同教会被分为几个牧区，郭姊妹在一个牧区牧会的时间一般只能是一年，第二年就会被调到另一个牧区。从这个牧区“迁徙”另一个牧区后，许多必须长期开展的工作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。
在教会服事的压力是一方面，林姊妹面临的另一个难题，是经济上的缺乏。当地教会不会给传道人固定的工资。只有当传道人外出讲道的时候，才会给一些路费；一般也不会多给，因此被传道人称为“车马费”，甚至不包括期间的伙食费，甚至有时候连路费都“很紧张”。过去，曾有几年的时间，这个县城的教会是会给传道人发固定工资的，因为当时一位老牧者看到培养传道人的重要性；可惜，这位老牧者去世之后，教会对待传道人的方式就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。
郭姊妹的公公婆婆虽然也信主，但是对她的服事并不支持，因为她的工作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实际可见的帮助，甚至忙的时候连孩子都不能照顾，还得让丈夫帮忙接送上小学的儿子。因此，她时常被骂“吃软饭”、“不顾家”等等。丈夫杨弟兄虽然支持她的服事，却因为曾从事电镀工作时间太长而中毒。其实，郭姊妹家庭一个月的花销不到1500元，不过这却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山；不只是物质上的，还有心灵上的。
郭姊妹曾想过像先知约拿那样“逃”离服事的位置，而且还试过两次。然而，这两次逃离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要服事上帝。因为，每当她离开服事的位置，想要到世上找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她小时候所犯一种奇怪的病就复发，浑身起满了疙瘩，让她痛不欲生；而每当她回转愿意服事上帝，就神奇的被医治，甚至连疤痕都没有留下。不过，最后那次并没有完全被医治，在后背上留下了一些疤痕。郭姊妹认为那是上帝给她的提醒，以免她再次想逃。
后来，国内一个以“供应传道人基本生活”为异象的团契了解到她的情况后，愿意每个月奉献1000元钱用以支持她的服侍。这是很小的一笔钱，与他们家庭所需的相差太多，因为他们前几年为了买下一套70平的二手房子，终于结束了多年租房居住的境况，也为此欠下了十几万的外债。不过，在精神和心灵上，这给予郭姊妹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
尽管生活、服事上面临着许多困难，郭姊妹仍打算开拓出来一条路，她现在正在开办一个学习班，每个周一组织本区的义工传道人聚会、讲解圣经，把她在神学院和牧会过程中学到的分享给大家，培养大家成为更加成熟的传道人。
如今，这个学习班有30多人参加，他们每个周一会聚在一间教会里，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上课学习。这个过程所需要的花费，全部由学习班的成员自己筹集。为了能够长期举办下去，这个学习班会给愿意提供场地的教会做一些奉献，例如承担这间教会一年的电费等。
因此，这个学习班得到了一些教会的认可。所以，尽管每年郭姊妹要到不同的牧区，但是这个学习班总会跟着她的“迁徙”而移动；尽管每年参加的学员不同，几年来也都坚持了下来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学习班只能开办一年制的。
对于郭姊妹所开的这个学习班，当地教会的负责人（那位长老）既不支持，也不反对；只要这个学习班不“越界”，基本上处于一种任其发展的态度。不过，郭姊妹却对这个学习班报以极大的盼望。在她看来，培养基层传道人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了。因此，她愿意为之付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也愿意为之面对公婆的不解和辱骂，以及教会负责人的排挤和放任。
（注：本文旨在描述一些现象，以引起更多人的反思。因可能影响到传道人之后的服侍，文中并未提及具体地点，所用的人名也是化名。）
与郭姊妹相似，何弟兄所面对的难题也是经济和家人；与郭姊妹不同的是，给何弟兄带来压力的不是父母，而是妻子和2个孩子。近来，他似乎找到了一个缓解压力的方法，在服侍的间隙挣一些零用钱，补贴家用。不过，却不知这种方式能否长久。
何弟兄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，他从小就跟着母亲去教会，不过真正迈出信仰的一步，还是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。当时20岁出头的他患了肠堵塞，不善表达的他却被当做阑尾炎动了手术；雪上加霜的是后来又被感染，最后动了4次手术也没能好。后来他向上帝祷告，带着信心就去省城读了神学。
何弟兄读神学时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医治。当时，他的病还是时常发作，虽然动了多次手术，他的肠道仍然堵塞严重，加上肚子上有伤口，因此有时候吃过的东西会直接从伤口处流出来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还多次被劝休学；不过，何弟兄一直坚持留在学校。终于，在一次发作后，他再次被送到医院，这次他经历了神奇的医治，第二天肠道竟然自动畅通了；而且，从那之后，肠堵塞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。至于原因为何，就连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感到不能理解。谈到十几年前的这段经历时，不喜言谈的何弟兄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兴奋。
三年神学专科毕业后，何弟兄回到故乡，自然就成了传道人。当时，他的父母已经过世，哥哥姐姐们也已经离开家乡，各自拼搏各自的事业。而何弟兄因着多年疾病的摧残，虽已得到医治，但身体状况也算不上健康，肚子上还留下一道道手术后的伤疤；虽不至于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，却也不能干什么重活。因此，对于毫无积蓄的他来说，婚姻就成了一个老大的难题。当时，何弟兄或许还不知道，上帝已经给他安排了他的另一半。
经过同学林姊妹的介绍后，何弟兄的婚姻有了眉头，有个家庭看上了他。那个家庭只有一个女儿，全家信耶稣，而且他们一心想找一个信耶稣的上门女婿。而何弟兄不仅信耶稣，而且是传道人；此外，他也愿意成为上门女婿。因此，一个新的家庭就组建了起来。后来，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又生下一个儿子。何弟兄为了让岳父岳母安心，也为了避免儿女长大后会有尴尬（因为没有跟着父亲的姓氏），就将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岳父家的姓氏。
最初的时候，何弟兄是在妻子的家乡牧会。这样他们可以住在岳父家里，有老人照顾孩子，同时也不用担心住房和吃饭的问题，生活上的压力还相对小一些。何弟兄服侍的教会是韦弟兄所在负责的市区的一间农村教会（韦弟兄曾帮助过何弟兄的媒人林姊妹），后来，市区教会缺少牧者，韦弟兄就想让何弟兄搬到市区，服侍那里的教会。
何弟兄并没有多做推辞就答应了下来。不过，这一决定给他后来的生活带去了许多烦恼和压力。带着妻子孩子来到市区后，何弟兄为一家4口租了一间15平左右的房子，省吃俭用下来，一家人每个月的花销也就600元左右。但是，教会每个月只能给何弟兄400元钱；而妻子需要做饭和照顾孩子，也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因此，他们一家常常不到月底就揭不开锅，妻子不得不从别处转借一些钱，待到月初再还上。后来女儿开始读小学，儿子又要上幼儿园，加上儿子时常生病，压力就更大了。
他们的女儿现在大约10岁，儿子3岁多。儿子刚出生那段时间，因为要照顾孩子，妻子常常连礼拜都不能正常做，因此心里经常感受到非常的委屈，不理解她们怎么会过上这样的日子，以至于多次埋怨何弟兄没有能力，要求他少花点时间在教会上，多花点时间为他们的家庭考虑；后来，还多次哭着以离婚作为威胁。
因此，去年10月份，何弟兄就借钱买了辆专门用来载人的电动三轮车，在车上贴上“耶稣爱你”、“以马内利”的标语，在服侍之余到街上转一转，可以揽上一些生意，挣一些钱，还可以顺便传福音。不过，因为要顾及教会的服侍，不得不放弃一些收入可观，却要花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生意，也因此失去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稳定顾客的顾客；所以，直到今年3月份，买电动车的9000元钱还差2000元没有挣回来。
“教会还有另外一些同工，”何弟兄静静地说着他们几个牧者的情况。这个市区的教会由他的学长韦弟兄负责，另外还有6位同工。他们每月按礼拜排班，两个人负责一个礼拜，值班的时候必须随叫随到，而且需要住在教会；其他的时间则可以自由安排。当然，因为何弟兄搬到了市区，其他几位同工大多离教会较远，所以若有一些特殊的事情，总会找到何弟兄帮忙。
“其他同工都有别的收入，”这也是何弟兄比较苦恼的一点，因为他作为一家之长，却不能照顾家庭。文长老是老一辈的牧者了，他每个月可以按时领取退休金；韦弟兄的家在市区的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子，每年都有不少分红；任弟兄比较有头脑，早早盖起了一幢楼房出租，每个月可以收取固定的房租……
韦弟兄可能还不知道，何弟兄是曾动过请上3年假，先照顾好家庭再服侍的念头的，只是还没有付诸实施。在谈到何弟兄的情况的时候，韦弟兄很无奈的说，其实大家已经很照顾他了，只是何弟兄的情况特殊，他们再照顾也不能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而为什么传道人每月只有400元钱呢？韦弟兄也很无奈的表示，他们这个区所有传道人的工资，都是由市区一间教堂承担的；因此，一个传道人每月400元，对于他们来讲，也是一个很难承担的数字了，几乎占去了奉献的一半。
他们也曾想过一些办法来缓解传道人的压力，例如每个传道人固定在某个教会服侍，这个教会每个月给这位传道人一两百元，再加上市区教会给的400元，也差不多能补够传道人的生活所需。不过，这个方案有两个难点。其一，农村教会认为传道人如果呆在教会，相当于没事赖在教会，他们不愿意花钱供养传道人；其二，有些传道人家里种着地，一旦农忙的时候，他们往往选择先忙自己的地，甚至有时候连市区召开的会议都会找理由不参加。而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大家见惯不怪的事情了，想要一下子扭转过来，几乎是不太现实的事情，只能慢慢引导了。
对于何弟兄的情况，老一辈的文长老认为那是传道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文长老今年已经近80岁，是这个市资格最老的牧者之一，也是市区教会原来的负责人。在他的观念里，传道人是要过信心的生活的，他时常挂在口中的一句话就是，“靠信心生活。”他认为何弟兄现在经历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他们老一辈的牧者早已经历过的了，是做传道人必须经历的功课。
综合考虑许多事情之后，何弟兄还是选择了忍耐。某个晚上，接近10点钟的时候，在教会一间简单的卧室里面，帮女儿完成小学四年级的数学作业之后，何弟兄打开他那辆贴着“以马内利”的电动车，载着女儿回到家里，然后再一个人回到教会，因为这个礼拜轮到他值班。
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，何弟兄也不敢多想。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帝会改变些什么；或许随着儿女的长大，他将不得不考虑其他的选择……
（注：本文旨在描述一些现象，以引起更多人的反思。因可能影响到传道人之后的服侍，文中并未提及具体地点，所用的人名也是化名。）
当何弟兄心中考虑请3年假，放弃服侍先照顾家庭的时候，他的同学谢姊妹却在为不能在当地教会服侍而苦恼。（何弟兄的经历见：中西部传道人系列（四）：“前路未明”的传道人）谢姊妹居住在何弟兄所在省东部的一座城市，不过她是远嫁而来的，她的老家在该省西部。不过，外地人的身份并不是给她带来麻烦的主要原因，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，她离过一次婚。
那次婚姻是在谢姊妹成为基督徒之前定下的。年轻时的谢姊妹曾一度感到人生毫无意义，甚至多次动过自杀的念头；后来，1999年，在一位老姊妹的鼓励下，20岁的她走进省城读起了神学。其实，在读神学的头一年，她还是不相信上帝的，甚至从来没有跟同学一起祷告过。
后来，突然有一天，她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味同嚼蜡，跟同学分享后，在他们的指导下第一次做了悔改祷告。之后有一天，她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在教堂里面响起，而那时教堂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时隔多年后，谢姊妹仍清楚地记得，那个声音所说的是约翰一书1章9节的经文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从那以后，她的味觉恢复了，她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基督徒了。3年神学专科读完后，谢姊妹回到故乡服侍教会。
不过，对于读过神学的谢姊妹来讲，婚姻成了一大难题，毕竟在读神学之前，她已经订婚了。最终，她选择了和对方结婚，并跟着对方到南方打工，后来还生下一个孩子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丈夫一开始说尊重她的信仰，后来渐渐开始反对她去教会，甚至提出一些令观点保守的谢姊妹难堪的要求，例如穿着暴露的衣服等。最终，多次争吵之后，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；在孩子判给对方之后，谢姊妹选择了返回故乡。
但是，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有了“离婚”这个硬伤之后，讲道再有恩典也难免被人指点，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中的见证。“离婚”二字成为扣在谢姊妹头上的一个帽子，贴在她身上的一个标签，她在教会的服侍也举步维艰。后来，在同学的介绍下，她嫁给了本省东部一县城的传道人张弟兄。
张弟兄也离过一次婚。他的母亲是当地教会老一辈的传道人，有7个孩子，张弟兄最小。他从小就被父母奉献出来，等长大后要做传道人的；张弟兄的哥哥和姐姐中，有在教会服侍的，也有至今还未信主的。谢姊妹说，张弟兄的前妻是因为不想过贫穷的生活而离婚的。在张弟兄所在的县城，传道人是没有固定工资的。后来，教会也曾尝试给传道人发一些固定工资，但是要求传道人必须住在教会，但是这一尝试引起了不少矛盾。
一些没有领到工资的人认为，传道人在教会并没有固定的事情可做，只有每周一次的讲道，每个月却可以领到固定的300多元钱，实在有点不公平。但是，拿到工资的人的想法却相反，他们觉得自己每天待在教会，其他的事情都做不了；而且只要信徒一有事情，传道人必须“随传随到”，有时候忙得不可开交。于是，双方之间就产生了诸多张力。
后来，这一尝试因着另一件事情而暂停了。当地教会是在一位现在已80多岁的老牧师的带领下，从很少的信徒发展到到现在的2000多人；从没有教堂到现在在县城建起一座能容纳300人左右的教堂；张弟兄也是这位老牧师培养起来的。前几年当地教会举行了一次选举，张弟兄被选为了教会的负责人。不过，这一选举结果却给教会带来不少麻烦，张弟兄虽是名义上的负责人，但是几年来，老牧师并没有让出财务和人事管理的倾向；而本来计划要开的讨论是否继续给传道人发固定工资的会议，也在这种情况下不了了之了。
于是，张弟兄也萌生了让出这个有名无实的“负责人”的想法，原来住在教会的他，现在也选择搬出教会居住。一开始他们是租赁房子，后来，父亲瞒着张弟兄其他兄弟姐妹，把自己的养老金2万元钱给了他们，他们用这些钱买下了一个70平米左右的房子。这个房子位于两个火车道中间的一个小区，小区中多数居民已经搬走；不过，因为小区可能会拆迁，房主没有让出房产证，所以才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们（小区若是拆迁，由此产生的补贴是归原房主所有。）
谢姊妹来到新的地方之后，本希望摆脱过去的经历，开始全新的服侍。不过，事情远没有朝着她所期待的方向发展。
作为一个外地来的传道人，而且是当地教会唯一一个读过3年神学的讲道人，当听到有讲道人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圣经时，她会忍不住出言纠正；当看到有人行为不合圣经时，也会直言不讳。这样的做法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后来，有人以她与大家在某些做法上不同而排挤她，例如有人就曾提出：大家讲道都用讲道稿，为什么有人却不用讲道稿呢？再加上本来谢姊妹就有过离婚的硬伤，于是，教会安排的讲道表上，渐渐地就没有她的名字了。这样的时间长达2年之久，在那段时间里，她没有机会在当地教会讲道，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谢姊妹虽然在本地教会不能参与服侍，其他地方的教会反而给了她服侍的机会。后来，临县有教会邀请她过去讲道；再之后，渐渐地，她反而常常外出到附近几个县的教会，回到本县的时间就变得少了。
目前，谢姊妹和张弟兄还没有孩子，而现在的状况也让他们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不稳定的服侍状态，也让人很难做出长期的服侍规划。上一代传道人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“靠信心生活”，渐渐地也成为了他们的终极依靠，不断去体会这几个字中的“个中滋味”……
夫妻两人都在教会服侍的不仅有谢姊妹和张弟兄的家庭，谢姊妹在神学院的一位同学高姊妹，和她的丈夫魏弟兄如今都在教会全职服侍，而且是分开两地。此外，他们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，和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。
高姊妹信主是因为嫁给魏弟兄，不过魏弟兄信主却在高姊妹之后。魏弟兄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，在高姊妹嫁入魏家之后勉强她参加聚会；当时，高姊妹虽不情愿，不过为了不扫大家的兴，也为了不破坏属于自己的生活而违心的参加了。在聚会中，高姊妹认识了一位一条腿残疾的老爷爷，是冯玉祥将军的手下，后来高姊妹生下的两个孩子，都是这位老爷爷的妻子接生的，给高姊妹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高姊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是在一个严冬的午夜，还下着小雪。那天，高姊妹感到不适，丈夫魏弟兄想去医院可是已经没有车，婆婆就建议去找那位老爷爷的妻子。当时，那位奶奶已经睡下，而且正在生病，已经几天不能正常饮食，但是仍不顾夜深路滑，像勇士奔向战场一样来到高姊妹的家里，给他们提供最及时的帮助。
后来，高姊妹跟着婆婆参与教会的服侍。丈夫魏弟兄虽然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甚至教会就在他的家里面，他自己当时却没有真正信主。后来，魏弟兄的母亲把福音传给了妻子，他在妻子的带领下才接受了福音。此前，魏弟兄也一直在教会帮一些忙，因为教会的弟兄很少；用他的话来说，当时是“只干活不听道”。
夫妻双双信主后，这对单纯的夫妻以为“信上帝就是服侍上帝”，就开始教孩子唱赞美诗、背诵圣经。后来，他们在没有接受任何神学系统学习的情况下，就背着圣经离开家乡，只因为得到了一个异象：“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长不大”。那段时间，高姊妹开始讲道，并带领人信主。如今，经过多年神学和其他专业培训的她回想起当时的服侍时，不由自主地说：“我和丈夫被上帝呼召使用，都是恩典。”
后来，高姊妹去了省神学院读三年的神学专科。有趣的是，丈夫魏弟兄在妻子神学毕业后，也选择了就读神学。高姊妹就读神学的时候，并不是丈夫老家的教会推荐的；因此，神学毕业后，她就进入邻市教会服侍，与老家相隔近100公里。丈夫就读神学是老家教会推荐的，毕业后就回到了老家教会服侍。因此，他们夫妻二人神学毕业后一直分居两地服侍，现在一两个月会见上一次面。
当魏弟兄读神学的时候，高姊妹进入所在地区的一间福音诊所服侍，因为什么都不懂，又学习了医学；后来又前往北大哲学系进修。当时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，一家人的生活都压在了婆婆一个人的身上。但是，为了支持儿子媳妇在教会的服侍，多年来婆婆一直无怨无悔，默默地在背后给儿子媳妇最大的支持。
这期间，为了维持生活和完成自己及孩子的学业，他们借了不少钱，至今仍有很多欠款。后来，在孩子的学业实在困难时，魏弟兄的妹妹供养了大女儿读大学所需要的费用，并商量好女儿毕业后一起来还。如今，在经济上最难的时候已经度了过去，两个孩子都已经毕业，也找好了工作。
但是，经济上最难的时间过去了，侍奉上的难题却没有过去。魏弟兄所在的教会每个月会给他发500元，甚至不能维持他的基本生活所需，更谈不上帮助家人偿还欠债了；另外，家里的5亩地被相关部门以每年800元的价格承包，这些钱相对于他们的需要来讲也是杯水车薪。其实，魏弟兄所在的教会虽在郊区，却仍有400左右信徒，教会实际上能负担传道人的生活。但是，教会继承了传统的观念，认为传道人既然奉献给神了，就不应该再提工资待遇的事情，教会给多少就是多少。
与魏弟兄相比，高姊妹的经历则颇为曲折。高姊妹神学毕业后就进入与老家相邻的城市的一间教会服侍。一开始在那里的服侍比较稳定，后来那间教会的负责人，在整个城市的教会处于领袖位置的一位老牧师去世后，这个城市的教会开始分开。
高姊妹不愿意卷入其中，就选择在教会所开的一家福音诊所服侍，并按照教会的安排，每周在不同的教会证道。不过，后来这间诊所也成为一些人争夺的对象，她离开了这间诊所，在教会讲道的机会也逐渐减少，同时也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。高姊妹也曾考虑过回老家教会服侍，但是因种种原因而暂未能行。
生活上的压力也曾让魏弟兄和高姊妹有过放弃传道的想法。2012年，魏弟兄曾一边服侍，一边断断续续地打些工。高姊妹也很苦恼，面对家庭、孩子，甚至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解决，已过40岁的人还需要靠父母的供养，令她感到非常无奈，而且也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。其实，与这个时代的人们相比，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太多，对于作为传道人的他们来说，高姊妹的说法是，“不求更多，只求能自立。”
魏弟兄和高姊妹的现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。这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在奶奶和父母的影响下开始了信仰，而且正是他们将福音传给了高姊妹的娘家人。当时这两个孩子非常单纯，每次过年去见祖父母的时候后，一进大门就喊：“外爷外婆，我奶奶说了，信上帝上天堂，不信上帝下地狱。”但是，时至今日，这两个孩子却都不愿意成为传道人。
魏弟兄夫妇对此事都感到无奈，因为他们现在仍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，而儿女看到他们这些年来的生活，对做传道人有着太多的抵触心理。其实，魏弟兄和高姊妹夫妇的两个孩子的情况并不是特例，在另一个地区，还有另外两个传道人家庭，他们的孩子也都不愿意成为传道人。不过，他们的情况，我们要在另一篇文章来介绍了。